1954年9月，北京刚入初秋，电波把张治中的声音送往台湾海峡另一端。台下的录音灯暗掉时，他长出一口气，那封写给蒋介石却始终没寄出的长信，也被他重新塞进抽屉。半年后，张素我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记者采访，她提到父亲的那番苦心时，用了“多次”二字，轻描淡写，却足够沉重。
张治中的心路起伏，要从1927年说起。那年春末，武汉分校里的军号声依旧嘹亮，国共却已分道。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分歧愈演愈烈，各方都拉拢这位“张大校长”。他不愿站边，干脆出海避风。外界称他“骑墙”，他自己却说是“守成”。
抗日烽火点燃后，张治中受命赶赴湖南，从行政到战训一肩挑。他与周恩来、叶剑英见面次数增多，彼此欣赏。长沙会面时，周恩来突然问：“抗战后怎么办？”张治中沉默良久，只回一句：“活着再谈。”那年炮火太猛，谁也不敢妄下承诺。
胜利钟声终于敲响。大多数将领忙着庆功，张治中却三进延安，劝蒋介石向共产党靠近。1945年8月27日，他顶着舱门处的烈日走下飞机，迎面喊出一句略带湘味的“毛先生，久仰”。重庆谈判得以成行，这句口头禅式的“久仰”，成了双方坐到一张桌前的序曲。
谈判桌旁，人情冷暖只在一瞬。1946年春，海军蓝制服与土灰军装并排而坐，马歇尔插话未果。蒋介石扭头道：“我在与共产党代表谈判。”语气如冰。张治中脸色通红，却依旧讲完那段“三十六师整编方案”，完完整整，半个字未改。因为他认定，只要枪口能收，就还有活路。
三年后，北平城楼升起新旗帜。张治中奉李宗仁之命赴京和谈，终未达共识。他想回南京，周恩来说：“再欠张家一次情？”一句半是玩笑半是真心，张治中终于留下。5月，国民党政府电报里四个字——“永免职”——让他彻底死心。
1950年1月，中央批示成立“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正是张治中。为保密，他只带数人南下广州，借香港中转。有人忍不住打趣：“张将军又在走秘密路线。”他抬手止声：“台湾越拖越难，能劝一个算一个。”
同年6月，计划升级，他打算亲笔致信蒋介石。信里第一句话写了七遍，最终定稿：“纬国、经国尚在身边，你回大陆还有余地。”不料炮火在朝鲜突然炸响，台海局势瞬间结冰，信纸随即封存。
1954年对台广播，是张治中最后一次公开劝返。电台里传出的“乡亲二字”，在台北引起哗然。陈诚病危前特地托人捎信，说自己“虽在对岸，心系大义”。两岸情势未变，却让不少旧部开始动摇。
父亲的身影，深刻影响了张素我。1935年，她留学英国，读到《泰晤士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彻夜难眠。两封加急电报从重庆到伦敦，一封是父亲劝她回国，一封是湖南老校请求校长。航程四十余天，她放下学位，抱着两本《教育心理学》踏上远洋船。
船到香港时，炸弹声已传到码头。有人劝她暂避，她摆摆手：“长沙缺老师，我得赶场。”22岁的她成为校长兼英语教师，白天备课，晚上点灯缝补旧课桌。多年以后，散落台湾、香港的学生仍称她“张校长”。
抗战最艰难时，宋美龄赴各前线慰问。荣誉校阅席旁，张素我背着急救包随行。枪炮声里，宋美龄折过三根肋骨，仍坚持探视负伤官兵。张素我后来评价：“她胆子真大，骨子里硬。”这段经历，让她对“家国”二字有了切肤之感。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问她打算。她回答干脆：“教书。”自1951年起，北京外国语学院再到北京外贸学院，讲台一站就是四十多年。教材、课堂、夜灯，循环往复。七十多岁还在带外贸干部英语补习，学生戏称她“永动机”。
1980年代中期，北京机场偶遇两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士。“张老师，还记得英贸62班吗？”她微笑点头。学生成为外交官，是她最大的奖章。她告诉采访者：“父亲说过，真正的国家竞争，一半在课堂。”
张治中1971年病逝前，仍反复念叨那封未寄出的信。张素我守在病榻边，轻声道：“信不用寄，人会看清。”老将军合上眼，手指仍做书写状，似乎在纸上再次写下那句重写七遍的劝告。
几十年过去，两岸仍隔着海峡。但张素我那场采访里的“多次”提醒世人：曾有人拼尽全力，希望沟通而非对峙。历史向前，人心未远，这一点，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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