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用这句诗颂扬牡丹为“国色天香”。从唐代开始，牡丹便从野生植物逐渐成为人工栽培的名贵花卉，受到世人普遍地喜爱。
清代，被冠以“花之富贵者”的牡丹，又被当做高规格的陪嫁品，成就了300年的传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唐代贵妇游园赏牡丹（AI制图）
01
三百年历史的“陪嫁牡丹”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漠南蒙古喀喇沁部迎来了一件喜事——贵族万丹伟征的儿子额琳臣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代、辅国公翁古的女儿成婚。
展开剩余88%这位县君格格在下嫁时，除珠宝、绸缎等各类嫁妆外，还从北京皇宫里带来了一株名贵的牡丹。此后，这株“陪嫁牡丹”在驸马夫妇及其后人的精心照料下一直茁壮成长。
▲宁城县的百年牡丹。（图片来源：宁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官网）
1998年5月，中国牡丹芍药协会的工作人员对宁城县的一株牡丹进行了鉴定，证实其为中国传统牡丹的优良品种“富贵红”，其株龄相当长；而宁城又是当年喀喇沁部的属地，所以不少人深信，这株牡丹就是360多年前的那株“陪嫁牡丹”。
明朝末年，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喀喇沁部与后金政权签订盟约，为清王朝的发展壮大立下了赫赫战功。
喀喇沁部是最早与清朝（后金）联姻的部落之一。有清一代，喀喇沁部与清皇室通婚共114人次，其中娶皇家女93人次、嫁出女子21人次。
这当中最有名的，当属1692年康熙皇帝将第五女和硕端静公主下嫁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札什之子噶勒藏。
▲喀喇沁旗蒙古王府内的康熙御笔：大邦屏藩。（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 和硕端静公主墓（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02
满蒙联姻三百年
清朝皇室与蒙古贵族之间的嫁娶行为，是想通过婚姻建立政治、军事乃至家族上的联盟。联姻是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主动开展的行为，不仅维系时间较长，且双方互有嫁娶。
清朝满蒙联姻始于努尔哈赤时期，他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娶科尔沁蒙古明安贝勒之女。皇太极至顺治时期，联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巩固。到了康雍乾时期，漠北、青海及漠西蒙古陆续归附，联姻的地域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随着国家秩序趋于稳定，满蒙联姻作为一种既定国策被沿袭下来。
▲《塞宴四事图》，描绘了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设宴招待蒙古王公、款待八旗将士时，一同观赏诈马（赛马）、什榜（音乐）、角抵（摔跤）、教跳（驯马）四项表演的盛况。（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清朝满蒙联姻中的“满”自然是指清皇室及宗室人员，而“蒙”则专指“藩部蒙古”，不包括编入八旗的蒙古旗人。入了旗籍的蒙古人、汉人一律按照旗人管理，视作满族的成员。
崇德年间设立的理藩院和顺治时期设立的宗人府承担着管理、规范联姻事务的职责，前者针对边疆藩属，后者针对皇族宗室。符合联姻条件的适龄男女均被登记在册，根据其身份和爵位为联姻提供可靠的依据与保障。
清朝皇家之女，按照其生母身份地位的不同，给予不同等级的称谓。皇帝女儿称公主，皇后所出之女封 固伦公主（固伦为满语“国家”之意），其他妃嫔所出之女封 和硕公主（和硕为满语“地方”之意）。亲王以下王公的女儿，依据父母的等级依次获得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等封号。
▲淑慧公主塑像。淑慧公主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女，母为孝庄文皇后。顺治五年（1648年），下嫁巴林右旗第一代札萨克色布腾。固伦淑慧公主性情温良、多善厚德，下嫁时带来300户仆从，多为各类能工巧匠，为推动巴林草原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凡娶皇家公主及有位号格格的蒙古额驸，可根据所娶公主、格格的身份而授以相应的额驸称号。这种称号等同于实封爵位，不仅是高贵身份的象征，而且还有礼仪、俸禄等方面的特权。
从康熙时期开始，因留京任职等原因，一些蒙古额驸开始暂时或长期居留北京并营建府邸。根据宣统二年理藩部的《为民政部咨查驻京各蒙旗王公府第户口札行文稿》可知，清末在京蒙古额驸多达27家。
据统计，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清朝灭亡（1616年—1912年）的近三百年间，满蒙联姻达595人次。其中，皇族宗室嫁出公主、格格432人，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 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联姻现象，不仅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上绝无仅有，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罕见的。
03
满蒙出嫁女子促进清朝“金瓯永固”
政治联姻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婚姻幸福来换取更大价值的行为，带有深深的封建统治印记。特别是那些离开故乡、走向遥远未知旅途的女子们，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或英年早逝，或婚姻不幸。然而，在近六百次的联姻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值得歌颂的人物。
天命十年（1625年），漠南蒙古科尔沁部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为其侧福晋。
这位有着“开国太后”之称的孝庄文皇后，一生培养并辅佐顺治、康熙两代帝王，在擒鳌拜、平三藩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清初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孝庄文皇后便服像。（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第六女受封和硕恪靖公主，下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郡王多布多尔济。雍正元年（1723年），恪靖公主晋封固伦公主。固伦恪靖公主与喀尔喀蒙古的联姻，对于稳定刚归附清朝不久的漠北蒙古局势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和硕恪靖公主府。（图片来源：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政府）
满蒙联姻作为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加强清王朝对边疆的管控、巩固王朝统治的根基，更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奠定今日中国之版图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以勇悍著称。自先秦时，先后有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部族在草原上弯弓跃马、指点江山。他们时而相互攻伐、时而南下侵扰，对北疆乃至中原地区的社会与民生影响颇深。
清朝统治者通过联姻的方式与蒙古贵族结成共同体，同时施以其他笼络措施，使北疆对中央的向心力不断增强。
▲蓝齐儿与噶尔丹。（图片来源：电视剧《康熙王朝》）
通过满蒙联姻，中原王朝大量优秀的人才、文化、技术等以陪嫁等方式进入草原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北疆地区农业、建筑、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这其中，中原的各类农具、作物种子以及耕作技术的传入，使蒙古地区逐渐产生了规模型农业经济。建筑业及手工业的传入，使草原上出现了满蒙汉风格的府邸和庙宇，如今许多已成为重要文化遗产。文化、思想、礼仪以及丝绸、瓷器等生活用品的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并提升了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水平。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贝子庙。贝子庙始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采用汉、蒙传统对称方式及院落建筑风格。（图片来源：锡盟融媒）
诚然，清朝大规模地进行满蒙联姻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客观上这种联姻促进了血缘相融、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对于大一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历史的烽烟在岁月长河中渐次沉落，唯有那株自清廷陪嫁的牡丹仍在朔漠风雪中傲然挺立，以灼灼花枝诉说着被时光掩埋的史诗。
那些在有清一代远嫁漠北的公主格格们，在青史的长卷中凝结成永不凋零的民族交融丰碑，成为华夏文明“化干戈为玉帛”的永恒注脚。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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